坐拥4000亿美元市值，腾讯的掌舵者马化腾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
前两年他说，“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，这是自己最大的担忧。”
用户的需求和喜好瞬息万变，95后、00后人群的需求是什么？“包括微信，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是永久不变的，因为人性就是要不断更新，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，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。”
在扑朔迷离的变化年代，这一句“错在自己太老了”，成了不折不扣的金句。
然而，经历了2017年的“王者荣耀”风波，以及数字内容监管的从严从紧，马化腾会不会有一些新忧虑？
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具世界声誉的一位，马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
网上有一句真假莫辨的“马云说”——“我担心我们这么努力，最后所挣的钱都是医药费”。
而从公开讲话看，马云最大的担忧可能来自支付宝。2015年冬季达沃斯，他对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查理·罗斯说了这么几段：
“对电子商务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最开始（创业的）三年，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信息交换的在线市场，看看你有什么我有什么，双方谈了很久但却迟迟不能交易，因为无法支付。
“我也跟银行谈过，但银行都不愿意做，觉得这肯定做不起来。因此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如果我自己做支付体系，这是违反中国金融法律规定的，我没有执照，但我如果不做，那么电子商业就没有前途。
“当时我来到了达沃斯，听了许多人对领导力的阐释，领导力也意味着责任，在听了那场讨论之后，我立刻给在杭州公寓里办公的同事打电话，‘现在就开始做，如果将来要有任何的问题，如果政府不开心，要有人去坐牢，我马云愿一力承担。’”
在支付宝成长过程中，马云不止一次说压力很大，有人说阿里巴巴在做金融，金融就是政治，“但是我认为，如果我不做，将对国家有害，对行业有害。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，我想都不会想，会在1秒钟内把支付宝送给国家。”
2013年，当时的支付宝总裁邵晓峰说，支付宝在中国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，阿里巴巴集团高层在内部讨论时基本达成共识，如果政府需要，支付宝随时可以送给国家，但基于银行有各自的利益考虑，支付宝不能送给银行。
支付宝诞生后的主要压力，是能不能健康活下来。可能谁都没想到今天，支付宝已如此强大，中国移动支付更在全球遥遥领先。
但马云的担忧，可能丝毫未减。
在最近关于“网联”、关于“无现金社会”的众声喧哗中，这个去年在天上飞了800次、奔波在33个国家和地区、不算闭门会议和坐着发言的公开演讲差不多100场的超人，一直沉默不语。
以支付宝为基础的蚂蚁金服就像马中赤兔，很明显，今天有一种力量试图使它易于控制一点，看得清楚一点。
支付宝有什么错吗？没有。政府有什么错吗？没有，没有政府的包容与支持，支付宝不会像今天这样风驰电掣。
可是，有一些深刻的变化，哪怕微妙，还是在发生。
变化的核心，是新经济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开始提高。
观察中国经济的历史，会发现，那些蓬勃发展、具备新动能的经济，除了拜技术创新之所赐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倚重制度性交易成本低。不过，“低”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从“低”到“高”是会变化的。
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和市场准入、行政许可、监管规制、政策调控、监督检查等相关的成本，是企业自身努力所无法降低的。新经济因为“新”，原有的法律、规制、调控工具少，所以制度性交易成本天然就低。而在诸如传统产业改造、实体经济转型等领域，因为企业附着在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，要转身，要脱胎换骨，总是举步维艰。
直到今天，政府强调的重点仍是“大道至简”，顺势而为，不用“老办法”管制“新业态”，但有迹可循的是，原来处于制度性交易成本“洼地”的那些领域，具体管制正在添加而不是减少。有的添加可能是临时性的，有的则具备结构化和长期化的特征，后者强调的重点，往往不是最高的效率，而是要调和不同人群的差异。以现钞问题为例，政策底线是那些“技术弱势群体”也能得到普惠待遇，哪怕这种待遇加强了对传统路径的依赖。
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。对支付宝来说，可能你什么都没错，错在跑得太快了。而公共政策不仅是关于创新与效率的安排，也是关于社会均衡的安排。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提高乃至刚性化，有助于社会均衡，那为政者就会坚持下去。
马云可能并不担心阿里自身的创新能力，但他一定在思考，今天阿里所面临的不仅是奔跑的问题，还有场地、跑道、裁判、观众、温度湿度和风向等等问题。
长大很不容易，长大以后更不容易。跑得慢会被吃掉，跑得太快可能有更大烦恼。
这篇文章重点要写的第三个企业家，正处在一场由产业调控所引发的危机中。
本质上，时移世易，今天的发展环境不同于以往了。而张士平扩张的“刀”还和原来一样锋利。
一个很大的环境变化，是央企和地方民企关系的变化。在相当长时间里，地方民企，特别是小地方的大民企，因为对地方经济具有支柱性影响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“政企联合体”，地方政府帮助企业撑出一个有弹性的发展地带。作为电解铝行业的后入者和对每一分投资高度负责的民企，论技术、成本、效率、环保等等方面的先进性，魏桥肯定超过国企，其产能扩张在地方上也肯定得到支持（否则用地都解决不了）。但是，严格按照中央部委的审批，相当一部分产能又是没有出生证的。魏桥越强大，对手尤其是国企越辛苦。而当央企的重要性被重新审视，而通过钢铁、煤炭行业的产能压缩，央企、国企又表现出利润的强劲复苏，那么在更多行业，类似的“供给侧出清”都可能发生，地方政府原来撑出的弹性空间将大大挤压，竞争力再强的骨干民企也会被波及。
有人说，处罚魏桥是“国进民退”的最新版本。如果以此来提醒中国铝业等国企切实提升效率，以此来呼吁公平的游戏规则，那是有道理的。但具体到违规产能被叫停，则并非是“民”之退，而是严格执行原有的规则。2015年6月，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就有《关于印发对钢铁、电解铝，船舶行业违规项目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，对电解铝行业2013年5月以前的违法违规项目明确提出了处理意见，今年的专项行动既是检查那些违规项目到底处理了没有，又是处理2013年5月之后新上的违规产能。按违规产能表，魏桥的量最大，自然被砍。
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下，地方传统的鼓励大干快上的增长模式无法延续了。当然，客观上，国企、央企成为巨大获益者。
在历史上，挑战和冲破政府管控，代表的是先进方向。张士平最早做油棉加工时，棉花受到严格管控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，他在同行中第一个出去收购大豆、花生、棉籽加工油料，三年后企业成为全国棉麻行业利润第一。但在今天，当中国希望超越那种简单规模扩张的重化模式，你还要无止境地往前走，在全行业一枝独秀，只有你能赚钱，这种一荣九衰的“卓越”反而会成为负担。
因为志在扩张的“当第一”的文化，某些动作的畸形也就难免。中国宏桥过去不到两年时间，更换了德勤和安永两大著名会计师行，是业内少见的。根据宏桥的说法，和德勤是审计费用谈不拢。安永则是在2016年11月、2017年2月中国宏桥遭遇沽空后，致函要求就沽空质疑问题进行独立调查，而宏桥方面并不认同独立调查，双方无法达成共识，安永辞任。
做空机构沸沸扬扬的中国宏桥沽空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核心是质疑其显著高于同业的利润有虚报成分，而这种虚报又来自发电、氧化铝等部门和上市公司间的关联交易，此外还有对财务数据的质疑。
中国宏桥至今没有复牌。根据个人研究，我的基本看法是，宏桥前几年为了实现产能扩张，对资金的需求非常饥渴，而上市公司作为融资平台，如果能有更高利润，融资能力会更强。这天然构成了通过财务处理来体现利润的诱惑。但最近一两年，由于产业调控压力，宏桥扩张性受阻，应该没有“做”利润的动力，现在的利润应当比较真实。但无论如何，宏桥在资本市场的形象遭遇了严重打击。
魏桥违规产能被处理，还有一个不可抗力，就是根据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北京周边“2+26”城市在冬季采暖季对电解铝厂要限产30%以上。这一点，又和新发展理念相关。
当我想到71岁的张士平，拼尽一生拿下两个“世界第一”，想到这个尊敬王永庆而不钦佩李嘉诚、绝不进入房地产和期货领域的实业家的传奇，想到这个受到过无数委屈依然不放弃不抛弃的民企英雄的命运，我看到的是我们民族在经济崛起年代的伟大力量。
但行业也一直有人说，“张氏刀法”是“极其朴素极其野蛮的大生产路线”。这种评价低估了魏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意义，但从在地方政府强力支持下过度扩张的历史来看，评价又是客观的。
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商业环境变迁、商业价值重估和商业价值观重塑。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型政商关系下，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与竞争路径都在面对挑战。张士平的魏桥因此也不能不承受最强大公司的烦恼：可能你什么都没错，错在自己太强大了！错在你强大的方式，外部利益相关者今天不再接受了，要调整了。
创业代中国企业家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新挑战，他们的下一代——比如张士平的儿子是中国宏桥的行政总裁，一个女儿是纺织板块董事长，另一个女儿是威海魏桥工业园老总，他还有很多亲戚在魏桥担任要职——注定会走得更难。
把发展理解为“最大化规模扩张”，持有这种理念的企业家必须思考一个新问题：如何恰当发展。恰当二字，包含了对政府、社会、行业竞争者、民意的更全面的均衡理解。
最强大公司的烦恼，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式。但无论他们多么烦恼，他们都比那些虚大低效的企业，代表着进步的方向。
市场化方向，法治化轨道，制度性成本，新发展理念，中央与地方、国企与民企的关系……在新框架下，沉默而倔强的张士平，将如何引领魏桥？
有一种敬意在心头升起，有一种无语在周围弥散，但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力量，无论怎样周折，终会浩荡向前。
商业，真的不止是商业。而强大，有时真的很脆弱。
